2018年重庆经济“成绩单”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和热议。近期也有几篇关注重庆经济的热文，小马哥都认真拜读，能够从中感受到对重庆的热爱与拳拳之心。不过总的基调显得比较悲观，也有的做了泛政治化的解读，归因反而搞得复杂了，如何看待当前的重庆经济呢？
回望改革开放40年来，重庆的动力，直辖以来，前10年主要是高速的城市化、工业化的红利，整体改革的红利，直辖之初主城区不过300万人左右，建成区也仅有300平方公里左右，如今已经是特大城市了。
近10年主要是全球化国际化的红利，也就是内陆开放，以惠普入渝为标志，近300家世界500强企业对重庆融入全球市场，参与国际分工产生深远的影响，重构了重庆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路径与版图，影响极其深远，事实上也成就了重庆作为中国最大汽车生产基地、全球笔电基地的地位。
未来，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动力，重庆产业版图正经历烈火重生，这个转型过程与全球发展趋势、中国现实的经济特点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经济周期性的问题，叠加重庆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
这大致是一些人悲观的重要原因。或者也涉及对体系性的一些看法，认为重庆市场化程度不够，固投偏高，结构性问题突出。这些都是问题，不过都还是阶段性存在的问题。
中汽协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352.9万辆、2371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5.2和4.1%，持续28年的中国汽车市场增长就此停滞。财经杂志的数据显示，国际市场方面，美国汽车市场也连续结束了7年的增长，欧洲也不是很好，全球汽车市场疲软。
重庆长安福特系体量庞大，从2016年高峰期的90多万台腰斩，下降一半还多，除了汽车领域，重庆其他产业都还不错。所以汽车工业近期拖累了重庆的有关数据报表，显得难看一些。
但是作为现代制造业的重大领域，汽车工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对重庆有特别的意义。特别是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和升级，影响深远。最近特朗普列了4大领域要重点突破的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名列其中，重庆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一转身就不得了，会释放巨大的潜能。
与重庆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重庆其实已经不是大家眼里的那个一般意义的重庆了。
20年前，江总交办重庆“四件大事”，其实也就是把自己的稀饭吹冷，所以那个时候的重庆是“中等省的架子、小马拉大车”，如果换一句话就是，直辖之初的重庆，其实就是3000万人的重庆，辐射力远远不够，先办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做好就OK了，这是北京方面的预期。
2007年，直辖10年后，胡总说重庆是城乡统筹的直辖市、西部地区的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其实换个角度看，战略定位变了——中国的重庆了。
等习总来重庆，2016年1月，差不多又过了10年，要求重庆要成为内陆开放高地、口岸高地、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其实这个定位就比较牛了。您可以理解为“世界的重庆”，对重庆配置的资源和期望都达到新的战略高度。
而且配置了中新项目、陆海贸易新通道等顶配资源，加上两江新区、重庆自贸区等政策工具，重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西部，需要国家输血的地方，而是成为连接中国富裕的沿海与中亚、欧洲的战略枢纽了。靠沿海三大经济圈是撬动不了中国的整体发展和亚太市场的。所以重庆在全球市场的地位、作用，乃至搞开放带来的全球化思维，地位是很突出的。至于周边省市的竞争与合作，自古就有，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一】
数据显示，2018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363.19亿元，同比增长6%，成为继北上广深后国内第五座GDP突破两万亿的城市。但在经济总量进一步突破的同时，重庆2018年部分经济指标却低于预期，下行压力增大。
比如，GDP增速与2017年相比，降幅达3.3个百分点，不仅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和西部地区增速，同时也是近十余年来重庆市经济增速的新低。而在同期的2万亿俱乐部城市中，广州经济增速只比2017年下滑约0.5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重庆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速从2017年的9.5%降至2018年的3.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17年的9.6%降至2018年的0.5%；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2017年的6.2%降至2018年的-17.3%。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下降7.7%，股份制企业增长3.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降10.7%。
不难看出，重庆工业经济的低迷，尤其以汽车制造业为代表的重庆工业经济的下滑，是拖累重庆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这其中既与重庆汽车产品多属于中低档次，产量较高，价值量偏低有关，也受到国内外汽车市场下滑的大环境影响。
须知，重庆汽车制造业作为仅次于电子信息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一度接近四分之一，它的下滑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再加上，重庆培育的新兴产业虽然发展势头迅猛，但从总量上而言还相对较小，由此出现新旧动能转换调整的空档期，就使得重庆经济增速回落很明显。
当然，重庆经济也不乏亮点。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0656.13亿元，增长9.1%，三产占比首次超过50%。这其中，数字经济产业和科技型服务业贡献很大。
另外，重庆战略新兴产业增长强劲，新旧动能正加速转换。2018年，重庆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411.7%。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1%，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495.2%，是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同时，重庆智能产业快速崛起，新产品产量实现较快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33.0%，智能手机增长59.4%，液晶显示屏增长56.2%，工业机器人增长68.8%。智能产业实现销售收入4640亿元，增长19.2%。
此外，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重回5000亿，规模呈逐季扩大走势。据重庆海关统计，2018年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5222.6亿元，同比增长15.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2个百分点。这是继2014年后，重庆年度外贸总额重回5000亿元规模。
不过，重庆外贸的亮眼表现，依然没能挡住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下降10.7%。但好在，2018年重庆外商投资实现逆势增长，实际利用外资仍保持高位。
在全国实际利用外资仅微增0.9%（以人民币计算）的情况下，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FDI）改变连续多年的下跌趋势，全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完成32.5亿美元，同比增长43.8%，位列中西部第一，全国第九。当地实际利用外资102.7亿美元，这是重庆连续8年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00亿美元。
【二】
在保持经济增速多年高速增长后，如何看待当前重庆经济增速的换挡。
有观点认为，重庆过去数年的经济增长并无奇迹可言，只是投资拉动，此次经济增速放缓与此前重庆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导致的“后遗症”有关，事实果真如此吗？
统计显示，2018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0%，比上年回落了2.5个百分点。虽然与大多数省市一样，投资是重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实际上重庆经济增长并没有对投资产生过度依赖。
学者梁平汉和肖书康此前发文比较了重庆、四川、湖北以及成都市自1994—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文章表示，尽管重庆的GDP规模不足四川和湖北的一半，但其投资绝对数值已超过四川和湖北的一半。仅将其作为一个直辖市看，其投资绝对金额十分巨大。
下图比较四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可以看出，在2009年后，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GDP比重持续超过四川、湖北两省和成都市。
从数据上看，重庆正经历着以高投入高产出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阶段，投入产出效率（每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产出的GDP）要显著低于成都市。即使和四川省、湖北省相比，重庆的投入产出效率也是最低的。
能否以此认为重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呢？上述文章认为，虽然单位固定资产的当期GDP产出较低，似乎表明投入产出效率低。但投资目的主要是产生未来收入，主要基于对长期效益的评估而进行，仅看当期GDP产出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问题。
2000年—2008年，四川、湖北、重庆三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都大幅上升，这段时间也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时期。因此，仅以当期投入产出效率判断投资效率并不妥当。
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镇和农村非农户50万元以下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矿藏勘探、计算机软件等无形资产方面等支出，也不包括房地产开发商房屋销售收入和房屋建造投资成本之间等差额，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则包括了这部分差额。
因此，一般所说的投资率指的是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从数据看，重庆2013年—2015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速度在10%左右，占GDP份额一直稳定在51%。这一速度和比率略高于四川省，但低于湖北省。如果和全国其他大城市比较，重庆的投资率还低于武汉和天津。
考虑到重庆直辖之初基础薄弱，地形复杂，人口众多，面积广大，体量规模更接近一个省，城镇化率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加大投资力度无可厚非。
要知道，据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常住人口进行计算，2017年重庆城镇化率为64.08%，高于同期58.52%的全国水平，但与成都、武汉、西安及郑州、合肥等中西部“强省会”城市相比，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更别说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这意味着重庆未来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而在此期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旧很明显。
另外，一种与认为重庆的经济增长全靠投资拉动相关联的说法是：重庆的经济增长完全是政府主导。
其实，这个要看发展阶段，对重庆，乃至中西部其他省市，基础设施本就薄弱，处在基础开发阶段，而沿海地区在基础开发阶段，比如深圳、浦东、滨海，乃至现在的雄安，都有一个高强度的开发投入阶段，其投资的强度比起重庆来，那是相当惊人的。
但是在完成基础开发后，则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是京东方，前期几家重庆国有企业参与定增，解决了入驻的天量资金问题。今年又增加460亿元的投资，基本上一个千亿级的显示屏产业就出来了。这个案例算是政府与市场边界处理的比较好的一个案例。可以视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一个融合，前期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引导，企业或产业起来后，逐渐退出。
对中西部来说，产业基础本就薄弱，政府通过金融和市场手段发挥引导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否则，可能更没有新兴产业的发育。所以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及市场的决定作用，这个是联系在一起来说的，很有讲究的。
一些地方政府没有科学的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胡作为乱作为，那是水平差，没有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有的补贴企业连本钱都丢了，影响市场公平，是应该批评的。但不意味着人家生病我们就要吃药，一定要看发展的阶段不同的情况。
而所谓八大投的国进民退的问题，在经历一轮赞赏后，如今也迎来不少诟病。这个其实也要看发展阶段，八大投为代表的重庆国企，在2000年后的一段时期，实际上用市场化的方式搞了一个地方版的融资平台和债务重组平台，不但为重庆国企转型创造了条件，腾出了重庆城市化的空间，解决了融资问题和企业债务重组等问题，为当时的重庆工业化城市化成功解套，而且储备了巨量土地，成为重庆城市化的本钱，没有这些，重庆房价估计也比现在高很多，制造业的发展成本就高了。
但是，这个地方版的融资平台一旦为全国效仿，甚至省市、区县都搞融资平台，政府债自然居高不下。局部的治理成效与整体的国家层面政府债务过高 ，是不同阶段不同范围的问题，需要分阶段才能厘清。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都是不客观的。如今是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当时是资本短缺产业转型，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任务，是需要不同的对策的。刻舟求剑，看待问题，制定策略，是不可取的。
学者梁平汉和肖书康的研究指出，重庆于1997年成为直辖市，不是因为重庆当时经济条件多么优越，主要是重庆自身的地理位置与中央战略需要符合。
重庆直辖伊始，就拥有40万下岗职工、103万三峡库区移民、300万贫困人口，以及占人口比例超过80%的农业人口，城市化率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时，其他三个直辖市中，人均GDP最低的是天津，其数值是重庆的将近3倍。甚至和老对手成都比，重庆直辖市的人均GDP也只有成都市的60%。
对于重庆来说，直辖后，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又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因此，重庆直辖后的10年里，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是三峡移民、国企改革、农村扶贫和环境保护，更多体现社会的综合转型而非直接的经济建设。直到2007年，中央才明确了重庆的三大定位“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有文献和历史记载表明，重庆直辖后确实获得了相当的中央支持。据重庆直辖市的第一任市长蒲海清回忆，重庆直辖之后，获得了免予上缴中央财政的优惠政策。同时，由于三峡工程等影响，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占重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但这种来自中央的政策优惠与同期其他省市比较，差异并不大。
首先，中央直接的资金支持主要集中在重庆刚刚直辖时，其后增长逐渐减慢。其次，在政策支持方面，据王贤彬和聂海峰的研究，重庆直辖10年里并未享受完整的经济发展政策优惠，与1988年建省并设经济特区的海南有着较大差异。同时，1997年－2007年之间，中央对重庆的财政支持年均增长率和对四川的财政支持年均增长率同为27%，因此重庆获得的财政支持并未与其他省区存在重大差异。
比较重庆、四川、湖北和成都四地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比变化也可以看出，在重庆设立直辖市后的五年里，其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比要高于四川和湖北，这体现了中央对重庆设立直辖市的优惠政策，包括更多的转移支付和更好的税收优惠。2002年以后，重庆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比持续下降。这说明，随着经济增长，重庆开始更多依靠自身力量发展。
【三】
产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础。重庆自1891年开埠，经过抗日战争、三线建设后，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以制造业为为核心的工业一直在重庆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着“压舱石”的角色。数据显示，近10年来的工业对全市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在60%以上。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掀起产业转移的浪潮，与此同时，此间世界著名的汽车城美国底特律面临破产的困境，这给了当时立志要做中国底特律的重庆当头棒喝。
重庆意识到，如果不改变严重依赖汽摩产业的现状，底特律的今天很可能就是重庆的明天。基于此，重庆把眼光瞄准了因土地、用工等成本飙升而面临梯度转移的笔电产业，并且着手打造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笔电基地。
要知道，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笔电生产几乎是长三角的特权。重庆要想打破现有的笔电生产格局，不可谓魄力和胆识不大。当年内陆很多城市，也有意承接笔电产业转移，怎么最后像宏碁、惠普、东芝、华硕等品牌企业以及仁宝、纬创、英业达、富士康、和硕等代工企业会选择落户重庆呢？
为此，重庆创造性引入了垂直整合产业链模式，将沿海传统的“两头在外”模式改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在没有改变加工贸易模式的本质前提下，弥补了重庆深居西南腹地所带来了高企物流成本的劣势。
2008年10月9日，重庆与惠普公司在北京举行重大项目签约仪式，400万台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项目备受海内外关注，多少打消了外界的顾虑。不过，在当时重庆主政者们看来，惠普400万台项目还不足以撑起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的梦想。重庆要建立笔记本电脑基地，还必须创新模式，解决物流成本问题。
2011年3月19日，在笔电企业的倒逼下，为了开辟一条畅通省时且运输成本较低的国际物流通道，重庆，思维和视野向西——西经陆路直取欧洲，这条改变了亚欧贸易格局的中欧班列（重庆）就此诞生。我们豁然发现，处于欧亚大陆核心的重庆，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随着中欧班列（重庆）的开通，沉睡已久的“丝绸之路”由此被再度唤醒，并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条通道比水运缩短了2/3时间，比空运节省了90%的费用，且能大批量、安全地将笔记本电脑送到欧洲，令当时重庆笔电基地的巨头们交口称赞。重庆笔电产业，从零起步，到形成了“5+6+800”（品牌商、代工商和零部件配套企业）的产业集群，并建成全球最大的笔电基地，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
同样借助便利的运输通道和完整产业链垂直整合的路子，重庆汽车产业也发展迅速，先后吸引了福特、现代等汽车厂商陆续落户重庆，建立起从研发、测试到零部件制造、总装、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形成10余家国内外知名厂商及上千家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发展的汽车产业集群，推动重庆成为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2014年至2016年，重庆汽车产量一度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
我们注意到，2010年也就是中欧班列（重庆）开通前一年，重庆进出口总值仅为124亿美元，2011年同比增长了1.4倍，增幅位列全国第一。与此同时，重庆实际利用外资从2010年的62.59亿美元，猛增到了2011年的105.29亿美元，自此以后，每年实际利用外资都稳定在百亿美元以上。可以说，中欧班列（重庆）打开了重庆融入全球经济的大门。
国务院曾召开专业会议指出，以中欧班列（重庆）为代表的中欧铁路集装箱班列打通了我国西向通道，带动了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和经贸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在重庆示范效应的带动下，同样深处内陆腹地的成都、郑州、武汉、西安等城市，也都竞相开通中欧班列。随之带来的变化是：其一、改变了传统物流模式；其二、西部地区由腹地蜕变成中国连通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其三，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模式正逐渐被打破。
通过对产业、通道的精准布局，短短数年间，重庆推动了电子信息和汽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由此催生了大量就业机会，并使其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统计显示，重庆城镇化率从2009年的51.59%提升到2015年的60.94%，6年时间提高了9.4个百分点，大大高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在此期间，重庆内陆开放也取得了斐然成就。2017年8月31日，重庆、广西、贵州、甘肃四省区市在重庆签署框架协议，合作共建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南向通道（即陆海新通道的前身）。
该通道将利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由重庆向南经贵州，通过广西北部湾、云南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新加坡及东盟主要物流节点，进而连通国际海运网络辐射全球；向北与中欧班列（重庆）连接，利用兰渝铁路及甘肃的主要物流节点，连通中亚、欧洲、俄罗斯等地区。
2018年11月，伴随着中新关系的升级，南向通道升级更名为陆海新通道。这次更名，意味着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陆海新通道”的内涵外延更深、更高、更广，建设内容从物流、基础设施等“硬联通”，扩展到数据、金融等领域“软联通”，其建设目的除了重点打造中国西部与东盟的利益共同体之外，还将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合作。
2017年9月25日，“渝黔桂新”南向铁海联运通道常态化运行班列，在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团结村中心站）举行首发仪式。熊明 摄
今年1月7日，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八省区市政府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框架协议，助推中国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不久前新加坡学者郝楠曾撰文指出：长远来看，“陆海新通道”将能贯通“长江经济带”，打通“一带”与“一路”，推动中国西部成为新一阶段改革开放的前沿，将中国广阔的西部内陆地区与充满生命力的东南亚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更值得期待的是，“陆海新通道”框架下的省际协调机制，或将能全面整合前期积累，形成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但同时又不重复、不重叠、不冲突的双边合作。
值得一提的还有，国家发改委正在编制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将通道定位为西部地区全面开放开发的战略通道、“一带一路”建设纵深发展的战略通道。2019年重庆市外办主任会议也提出，重庆今年将大力推动“陆海新通道”建设，丰富中欧班列（渝新欧）支线网络，新开通国际航线10条以上，以通道建设带动人文交流。
这无疑是陆海新通道即将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积极信号。伴随着陆海新通道战略地位提高，作为其运营中心的重庆，也将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重庆经济增速的放缓也暴露出重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中的短板。
正如今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这其中，有周期性市场变化的因素，国内部分产业进入市场饱和期，“天花板”效应显现，特别是全国汽车产销出现负增长，对重庆汽车支柱产业形成冲击，同时还受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影响，面临传统产业亟待升级，新兴产业发展不足，中低端产品相对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投资拉动、传统要素驱动效应递减，新动力支撑不足等问题。
为此，重庆正加强补齐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城市品质方面的短板，助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谋划“工业跃升”，补产业短板
目前，在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下，重庆正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打造智能产业集群，并用智能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驱动经济转型升级。
比如，以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等为重点，重庆在全市全面启动了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工作。目前，全市推动建设长安、中光电、京东方等76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去年12月20日出炉的《重庆发展智能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2年，重庆将累计推动5000家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建设10个具备国内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50个智能工厂、500个数字化车间，创建25个行业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以及12个智能制造示范园区，基本建成覆盖重点行业的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
不仅如此，重庆还围绕着大数据智能化智能化战略，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制定了不同的政策文件，快速推进产业发展。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众所周知，集成电路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是国之重器，在重庆大数据智能化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
为了加快重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重庆以首届智博会为契机，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就接连出台《重庆市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和《重庆市集成电路技术创新实施方案》，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按照规划，重庆到2022年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突破1千亿元，建成中国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在政策导向、市场力量等方面的共同推动下，去年以来，华润微电子、紫光展锐、中国电科、英特尔等行业巨头纷纷落户，加上SK海力士二期项目的启动，以万国半导体12英寸功率半导体芯片量产在即，重庆集成电路产业的竞争优势愈发明显。
在汽车产业方面，重庆加快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培育新的增长动能。预计到2022年，全市汽车产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年产汽车约320万辆，占全国汽车年产量的10%，实现产值约6500亿元，单车价值量实现大幅提升。其中，年产新能源汽车约40万辆、智能网联汽车约120万辆，成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研发制造基地。
重庆发展智能产业的雄心，吸引了企业纷至沓来，许多新商业模式、新兴业态在重庆不断涌现。去年，重庆签约联合微电子中心、比亚迪汽车电池等大数据智能化项目3919亿元，京东方第6代柔性面板、SK海力士二期等重大项目开工，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西南地区总部落户重庆，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产值增长均超过20%。腾讯、阿里巴巴、紫光、小米、京东、华为也陆续与重庆签订合作协议，大数据智能化企业在重庆加速集聚。
今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升产业链水平，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建设，推动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的产业集群。
具体来看，重庆将培育壮大智能产业，一手抓研发创新、一手抓补链成群，着力构建“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此外，重庆还将推动支柱产业迭代升级，在巩固提升智能产业、汽车摩托车两大支柱产业集群同时，培育壮大装备、材料、生物与医药、消费品、能源、技术服务、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集群，打造重庆制造“升级版”。
二、全球招才引智，补创新短板
科研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重庆产业转型升级的最大短板之一。可以说，创新力是决定一座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再看重庆，尽管近年来，其科技创新成效明显，但是与先进地区相比差距还是很明显。
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进一步提高科创实力，重庆出台一批人才引进政策，面向全球招才引智，并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合作，集聚创新资源。计划到2020年，重庆将力争引进国内外100所以上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资源以多种模式落户重庆，最高支持额度达5000万元。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已经与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比利时鲁汶大学，以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学院、中国工程院、西北工业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个知名院校达成合作，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还在渝设立分校。
同时，重庆也在提高本土高校办学实力。去年12月6日，市教委发布《重庆市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专项行动计划》。根据计划，重庆将有序推进高校综合改革，支持不同高校走多样化、特色化发展道路，未来将打造3至5所国际化人文特色大学。
另外，据《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披露，重庆将依托大学城规划建设科学城，并以科学城为智核，以发展智能产业为主导，联动九龙坡、北碚、江津和璧山，形成西部“智能谷”，联动两江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构建重庆创新版图，打造创新资源集聚地。
而规划中的两江协同创新区位于龙兴园区，将高起点布局高新产业，瞄准大数据、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航天航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到2022年，两江协同创新区将有20家以上高校及科研机构、超过1万名科技创新人才、100个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平台、100余家科技孵化企业聚集，使之成为两江新区建设长江上游地区创新中心的重要空间载体。
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将高标准规划建设重庆科学城；积极谋划大科学装置，创建2—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引进更多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在重庆布局；大力培育科技企业，力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20%，科技型企业数量增长35% ；依托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建设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实施“重庆英才计划”，加快引育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才、产业技术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等。
可以预想，未来一段时间内，重庆不仅将继续迎来一批高质量企业、项目的落地，同时也会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的到来，城市创新创业氛围将更加浓厚。而一旦科创短板获得补齐，这座以工业见长的城市必将迎来更多发展的可能。
三、城市提升，补城市品质短板
钟情于一座城，除了这里环境宜人外，还应该包括发达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交通等，其背后包括城市建设、社会治理、历史文化等要素。一个有魅力，更加环保绿色、智慧宜居，能提供高品质生活的城市，无疑对人才更具有吸引力。
一直以来，工业被视为重庆城市特有的“灵魂”和“底蕴”。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工业为重庆这座城市带去强大发展动力和显赫地位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病：城区脏乱差问题比较严重，景观杂乱、绿化质量较差，公共开放空间较少、大型娱乐设施严重不足，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文化遗产保护不够……由于工业城市的发展逻辑都比较粗放，缺少动力去经营城市，导致城市在宜居环境方面就不那么迷人。
这不仅不利于重庆旅游升级、人才引进、创新发展战略实施以及对外形象改善等，长此下去还将影响其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的作用。
所幸的是，重庆已经意识到这存在的短板，并出台了《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重庆市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实施方案》、《重庆市主城区“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实施方案》、《重庆市城市综合管理提升行动方案》等多个政策文件加以修正。
据了解，《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是重庆市首次为城市整体提升制定行动计划，其中既有对城市外在“颜值”的谋划，也有对内在“品质”提升的要求。
具体来看，《行动计划》包括九大板块37项任务，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基础设施、生态、人文、公共服务、创新9个方面，全面提升城市经济品质、人文品质、生态品质、生活品质，努力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的现代城市。
事实上，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由工业城市成功转型为多元化城市的案例举不胜数。以美国芝加哥为例。与重庆一样，位于美国五大湖区的芝加哥也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工业城市，在钢铁、机械制造、石油加工等领域在北美一度居于领先的地位，后来因势利导成功转型为国际金融中心、文化体育和休闲城市。
据了解，芝加哥在城市转型期间，环境和人文被政府当做头等大事来抓。1993年，时任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启动了“全美最绿城市”计划，这个与重庆当前实施的城市提升计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芝加哥这个榜样，我们理应对重庆提升城市品质计划顺利实施报以最大的信心。
对重庆来说，无论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还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的培育成长都非一日之功，不过，一旦制造业顺利升级，新动能成为重庆经济重要支撑，再加上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推进，未来重庆的发展完全能提供更辽阔的想象空间。
【五】
与重庆未来发展趋势的乐观相比，重庆尚需以巨大力气做好一些事情，姑且提几条建议吧。
1、内陆开放尚需要大书特书。这其实是重庆的核心优势，从沿海开放到内陆开放、沿边开放，重庆这块是做的不错的，虽然近年美国逆全球化掀起一些恶浪，但是大趋势在那。重庆的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参与国际国内市场化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如今感觉重庆在动员方面、制度供给方面、企业和社会参与方面，还显得弱，几个负责开放的单位动作似乎也不多，改革开放创新之类的东西比较少。重庆作为最早搞内陆开放的省市，如今被其他省市盖了风头，有些说不过去。
2、新兴产业与新兴学科的建设短板比较突出。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入渝后，很多人才不匹配不适应，甚至大学没有相关的人才、学科，需要企业自建学院、学科，这是很大问题，而来自国际一流大学与重庆的深度合作还是很少，尚需全力推进。国际国内一流大学还是应全力争取搞几个重庆国际校区。中新合作这么多机会，先把新加坡比较牛的几所搞点合作，而不是简单的搞点协议。
3、工业化、城市化这个动力尚需继续。目前提到两江四岸的建设，但是主城几大板块杨家坪、三峡广场、解放碑、观音桥等主要是内部商圈，两江那里似乎比较适合搞自贸商圈、国际商圈，成为国内消费中心、分拨中心，顺便也成为展示重庆整体国际形象、改革开放形象的一个窗口，目前似乎比较凌乱，外地人来了只能看看几个网红点这些热闹的点，这当然也很重要，但是要人服气，还得有类似浦东这些比较牛的区域来展示。不过从城市商圈而言，缺乏市级战略层面的规划与政策供给，强有力的推动。
4、科学的发挥好平台作用。重庆科学城、高新区的建立与扩容，虽然好的方面是平台多，但是弊端也是平台多，在经济下行阶段分兵，难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所以如何集中优势兵力，也发挥几大开放平台的作用，靠文件分工各区域是成效不彰的，一旦成立几个大平台，其内在利益扩张都是第一位的，这是特别要注意的，与政治正确无关。而且还涉及到几大平台与所在区域的博弈关系，这个关系其实很不容易处好的。一些区的行政思维、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不是突出，是十分的严峻，还停留在你管得住我还是管不到我的阶段，这个问题出在下面，但是根子是上级的授权不充分、分权不清晰，也没有强有力额统筹机构机制。如果内外几线同时作战，很容易相互抵消。有人提出重庆向西，有的人强调重庆向北，其实对重庆而言，这个不是根本问题，重庆是需要全方位的面向世界，几个方向都可以按照时序强推。川渝分治后，有竞争有合作，但是暗战不少，竞争大于合作。如今国家层面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都有相关的高水平政策和支持，川渝其实可以联手要政策了，不然第四大城市群能否成立都难说。这恐怕是四川和重庆高层都需要注意的，前面三大城市群地位和体量是比较稳固的，唯有这个第四，其实变数是很大的。
5、有人才好办事，地方吏治需要制度性的谋划和激励。各级责任制层层下达，但容易变成层层不负责。但是单纯指责官僚体系不作为，没啥实质意义。最近山东省开会治理这个事情，恐怕作用也是有限。从中国吏治长期的运行规律看，要刺激官僚体系努力工作，拼命干活，是不容易的，恐怕得寻求新的系统性的方式。当年生产队队长天天监工，也没有把粮食生产搞起来，改革开放一下子解决了。如今虽然没有大锅饭一说，不过行政体系中老实人吃亏，干事的人容易犯错，只有不干事不出问题，干事得不到激励，干多干少一个样，熟人好上位的情况不是突出，而是很突出。一句话，理想和奉献要讲，但是涉及核心利益的东西也要通盘考虑，一群经过多轮训导显得异常谨慎的人员，要迈开大步往前冲，其实是不容易的。比营商环境更要命的是，有点创新型有点菱角的人才，逆向淘汰突出，这个与沿海省市比，差距挺大。
参考资料：澎湃新闻—《廿载重庆，风景若何？》（文：梁平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肖书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硕士生）
